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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百年历史石刻“再见天日” |
为厦门岛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示禁石刻,对研究厦门古代风俗民情颇有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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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1月10日·海西晨报·
第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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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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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进才攀爬上巨石,用面粉辨识石刻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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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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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禁”石刻全文“再见天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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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位于塔头城遗址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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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
林进才
厦门市思明区黄厝社区民俗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厦门雁塔林氏宗亲会秘书长
“院禁”石刻文字全部内容的首次完整辨识,对于塔头城文史研究很有意义。
晨报记者 林爱玲
“……不许借修桥梁,啚充私囊,仍于塔头有关风气等石用强取凿。违者地方拿究,特示!”近日,塔头文史爱好者林进才将一处位于厦门岛塔头城遗址附近的示禁石刻文字全部整理出来。
“经考证,这是厦门岛迄今发现最早的示禁石刻,石刻文字也是首次被全部详细辨识、整理。”林进才激动地告诉记者,该示禁石刻内容主要是禁止私自开采塔头的风水石用以造桥。
其实,在厦门像这样的古代官府禁碑石刻和乡规民约等碑刻遗存还有不少,它们代表了厦门“散落的历史文化痕迹”,后人可在字里行间寻找那些日渐远去的故事。林进才所说的这处约500年前的示禁石刻又有什么轶事呢?本期《口述厦门》带您了解!
只身带材料攀爬巨石
用“原始办法”辨识石刻
在思明区环岛路亚洲海湾大酒店附近海滩的一段栈道旁,有一块巨石上有旧时留下的碉堡。“这里算是以前厦门岛塔头城的范围。这块石头靠海边,朝海的石面坡度近70度,我说的石刻就在这上面。”林进才告诉记者,石刻与地面落差近20米,加上受海风风化侵蚀,字迹难免模糊,所以难以发现。
那么,林进才是如何找到此处的呢?林进才说,去年12月31日,他为一群厦门文史爱好者开展了“走寻塔头”文旅活动。活动中,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文史研究爱好者胡捷带领大家寻访了海边这处石刻。
“我也并非这方石刻的最早发现者。”胡捷告诉记者,2013年,他就在方友义、方文图、彭一万和林美治等专家学者于1996年编撰出版的《厦门城六百年》一书中,读到了关于这一石刻的记载。“书中有一篇文章《厦门城、塔头城若干史迹》,作者是周学辉。”胡捷介绍,该文章称,在塔头城遗址附近的海边有一处大型石刻。根据文章所述,胡捷在2019年1月25日寻访了这个题为“院禁”的示禁石刻(以下简称:“院禁”石刻)的所在。“我也曾想把石壁上的石刻文字全部整理下来,但确实难度太大,所以放弃了。”胡捷对此深感遗憾。
这次寻访却让林进才十分激动。“石刻上提到的林中伟正是我们塔头林氏的先人,无论是出于对文史的爱好,还是自己家族的历史,都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石刻的内容。”林进才说。
林进才说干就干。今年1月2日中午,他带上20多米长的绳索和5斤面粉等材料,只身一人来到巨石顶部。“我把绳索一头固定好,另一头绑在腰间,冒险攀爬到石刻处,丈量出该石刻面积长5.5米、宽1.8米。”林进才说,随后他将面粉涂在石刻文字上,再用毛巾擦拭多余的面粉,近距离拍照,用这种原始办法详细辨识石刻文字。就这样,“尘封”近500年,“院禁”石刻全文内容终于“再见天日”。
石刻全文首次完整辨识
有助于塔头城文史研究
回家以后,林进才马上在自己电脑上逐字辨识,将总共162字的石刻正文全部整理出来。随后,胡捷对石刻文字进行“破译”,终于让“院禁”石刻背后的故事呈现在世人眼前。
原来,石刻所在巨石为塔头风水石,明嘉靖初年,品行不端的石匠王太富等人利用官吏的权势,欲开采这一巨石营造漳州江东桥。对此,塔头年高有德之民林中伟不畏强权,带领塔头乡亲向官府申诉,最终取得巡按御史杨瑞的支持。官府命工匠在此巨石上镌刻禁约,禁止任何人开采此石,违者将受追究。“石刻落款时间为明嘉靖五年(1526年)农历一月,距今498年,系迄今为止于厦门岛内发现的已知年代最早的由明代都察院巡按御史示禁的石刻。这也是石刻全文被首次完整辨识。”林进才告诉记者,这一发现对于塔头城的文史研究很有意义。
古代“禁约文化”
传递敬畏自然等理念
林进才这一说法得到了厦门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厦门市行政区划与地名研究会会长卢志明的认同。卢志明告诉记者,在厦门像这样的古代官府禁碑石刻和“乡规民约”等碑刻遗存还有不少,比如海沧区东屿村就有禁止械斗等内容的示禁碑、后溪村有禁止乱砍山林的示禁碑。
据了解,“官府禁碑”是由官府下令勒石发布的,属官方制定的“文件”。“乡规民约”一般有“奉官(道、府、县)示禁(谕)”“奉官给示”等文字,说明其必须由官府批准方可立碑,因此也可以说是官方意志的延续,都属于古代“禁约文化”的一部分。
林进才说,重读古代官府禁碑石刻和“乡规民约”,厦门历史上的社情民风似乎历历在目,这又是正史和方志里无法一一记载的。因此,它们对研究厦门历史文化、民风民情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从‘院禁’石刻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塔头近500年的一些地理变化。因为示禁石刻重要的作用就是警示约束,一定要刻在显目位置,所以一般刻字的地方不会离地面太远。而如今石刻离地面足有20米左右,说明近500年来塔头地理变化较大。”林进才说。
卢志明告诉记者,不仅是“院禁”石刻,明崇祯年间,雁塔林氏族人林宗载立碑写志,即为今天南普陀寺内的《田租入寺志》,其中也告诫后人不要乱采岩石、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由此可以看出,厦门人敬畏自然、珍惜自然、爱护自然等理念,古已有之、一脉相承。”卢志明说。
近五百年历史石刻“再见天日”
为厦门岛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示禁石刻,对研究厦门古代风俗民情颇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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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进才攀爬上巨石,用面粉辨识石刻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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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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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禁”石刻全文“再见天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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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
林进才
厦门市思明区黄厝社区民俗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厦门雁塔林氏宗亲会秘书长
“院禁”石刻文字全部内容的首次完整辨识,对于塔头城文史研究很有意义。
晨报记者 林爱玲
“……不许借修桥梁,啚充私囊,仍于塔头有关风气等石用强取凿。违者地方拿究,特示!”近日,塔头文史爱好者林进才将一处位于厦门岛塔头城遗址附近的示禁石刻文字全部整理出来。
“经考证,这是厦门岛迄今发现最早的示禁石刻,石刻文字也是首次被全部详细辨识、整理。”林进才激动地告诉记者,该示禁石刻内容主要是禁止私自开采塔头的风水石用以造桥。
其实,在厦门像这样的古代官府禁碑石刻和乡规民约等碑刻遗存还有不少,它们代表了厦门“散落的历史文化痕迹”,后人可在字里行间寻找那些日渐远去的故事。林进才所说的这处约500年前的示禁石刻又有什么轶事呢?本期《口述厦门》带您了解!
只身带材料攀爬巨石
用“原始办法”辨识石刻
在思明区环岛路亚洲海湾大酒店附近海滩的一段栈道旁,有一块巨石上有旧时留下的碉堡。“这里算是以前厦门岛塔头城的范围。这块石头靠海边,朝海的石面坡度近70度,我说的石刻就在这上面。”林进才告诉记者,石刻与地面落差近20米,加上受海风风化侵蚀,字迹难免模糊,所以难以发现。
那么,林进才是如何找到此处的呢?林进才说,去年12月31日,他为一群厦门文史爱好者开展了“走寻塔头”文旅活动。活动中,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文史研究爱好者胡捷带领大家寻访了海边这处石刻。
“我也并非这方石刻的最早发现者。”胡捷告诉记者,2013年,他就在方友义、方文图、彭一万和林美治等专家学者于1996年编撰出版的《厦门城六百年》一书中,读到了关于这一石刻的记载。“书中有一篇文章《厦门城、塔头城若干史迹》,作者是周学辉。”胡捷介绍,该文章称,在塔头城遗址附近的海边有一处大型石刻。根据文章所述,胡捷在2019年1月25日寻访了这个题为“院禁”的示禁石刻(以下简称:“院禁”石刻)的所在。“我也曾想把石壁上的石刻文字全部整理下来,但确实难度太大,所以放弃了。”胡捷对此深感遗憾。
这次寻访却让林进才十分激动。“石刻上提到的林中伟正是我们塔头林氏的先人,无论是出于对文史的爱好,还是自己家族的历史,都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石刻的内容。”林进才说。
林进才说干就干。今年1月2日中午,他带上20多米长的绳索和5斤面粉等材料,只身一人来到巨石顶部。“我把绳索一头固定好,另一头绑在腰间,冒险攀爬到石刻处,丈量出该石刻面积长5.5米、宽1.8米。”林进才说,随后他将面粉涂在石刻文字上,再用毛巾擦拭多余的面粉,近距离拍照,用这种原始办法详细辨识石刻文字。就这样,“尘封”近500年,“院禁”石刻全文内容终于“再见天日”。
石刻全文首次完整辨识
有助于塔头城文史研究
回家以后,林进才马上在自己电脑上逐字辨识,将总共162字的石刻正文全部整理出来。随后,胡捷对石刻文字进行“破译”,终于让“院禁”石刻背后的故事呈现在世人眼前。
原来,石刻所在巨石为塔头风水石,明嘉靖初年,品行不端的石匠王太富等人利用官吏的权势,欲开采这一巨石营造漳州江东桥。对此,塔头年高有德之民林中伟不畏强权,带领塔头乡亲向官府申诉,最终取得巡按御史杨瑞的支持。官府命工匠在此巨石上镌刻禁约,禁止任何人开采此石,违者将受追究。“石刻落款时间为明嘉靖五年(1526年)农历一月,距今498年,系迄今为止于厦门岛内发现的已知年代最早的由明代都察院巡按御史示禁的石刻。这也是石刻全文被首次完整辨识。”林进才告诉记者,这一发现对于塔头城的文史研究很有意义。
古代“禁约文化”
传递敬畏自然等理念
林进才这一说法得到了厦门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厦门市行政区划与地名研究会会长卢志明的认同。卢志明告诉记者,在厦门像这样的古代官府禁碑石刻和“乡规民约”等碑刻遗存还有不少,比如海沧区东屿村就有禁止械斗等内容的示禁碑、后溪村有禁止乱砍山林的示禁碑。
据了解,“官府禁碑”是由官府下令勒石发布的,属官方制定的“文件”。“乡规民约”一般有“奉官(道、府、县)示禁(谕)”“奉官给示”等文字,说明其必须由官府批准方可立碑,因此也可以说是官方意志的延续,都属于古代“禁约文化”的一部分。
林进才说,重读古代官府禁碑石刻和“乡规民约”,厦门历史上的社情民风似乎历历在目,这又是正史和方志里无法一一记载的。因此,它们对研究厦门历史文化、民风民情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从‘院禁’石刻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塔头近500年的一些地理变化。因为示禁石刻重要的作用就是警示约束,一定要刻在显目位置,所以一般刻字的地方不会离地面太远。而如今石刻离地面足有20米左右,说明近500年来塔头地理变化较大。”林进才说。
卢志明告诉记者,不仅是“院禁”石刻,明崇祯年间,雁塔林氏族人林宗载立碑写志,即为今天南普陀寺内的《田租入寺志》,其中也告诫后人不要乱采岩石、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由此可以看出,厦门人敬畏自然、珍惜自然、爱护自然等理念,古已有之、一脉相承。”卢志明说。